广东两中学秋游发生“火并” 800学生互殴

Posted on 11/1/2011 at 1:29 AM - Link

广东两中学秋游发生“火并” 800学生互殴

2011-11-01 09:56:37　来源: 广州日报(广州)　 昨日，微博上一则“学生哥火并”的视频引起网友的关注，微博称，上周五东莞东方明珠学校组织学生外出秋游，在广州乐翻天与佛山盐步中学学生发生冲突，随后秋游演变成群架事件，双方都有学生受伤，甚至称在追打过程中“有学生动用西瓜刀”。 冲突导致双方学生昨日在微博上展开骂战。到底是什么引发了双方冲突，又是否真的有学生用西瓜刀追打对方？昨日，佛莞两地校方对事件过程进行了还原，校方承认秋游过程中确实发生冲突并有数名学生受伤，盐步中学称事件起因是在水上乐园项目排队时起冲突，而东莞东方明珠学校则称不能确定具体原因。但双方均否认过程中有动用西瓜刀。事件发生后派出所介入调解，双方已和解。 盐步中学：排队玩水上乐园项目时起冲突 “确实在秋游过程中发生了冲突。”盐步中学校方负责人证实，上周五该校初三级共700名学生参加了校方组织的秋游，地点是在广州的“乐翻天”乐园。“当时11时左右，学校的老师去吃饭了，只有游乐园的带队教官在场。”该校负责人称，盐步中学的学生和东莞市东方明珠学校的学生在水上乐园项目排队等待玩耍，对方学校的学生嫌我校学生玩得慢，阻碍他们玩，而发生冲突。 他还称，冲突很快演变成群架，“对方超过100名学生围住我校700多名学生。”老师在接到导游电话后联系游乐场管理方，并向当地派出所报警。

就打。” 对于网上流传事件中有学生用西瓜刀的说法，盐步中学的校方坚决予以了否认。“教官证实确实有学生在冲突中拿棍子追打，但我们的学生肯定没带棍子，因为秋游背的书包很小，有棍子肯定被发现的。”盐步中学老师称。 东方明珠学校：原因还不是很清楚 东莞市东方明珠学校校长苏超称：“当时参与秋游的是我校400多名高二年级的学生。”他表示，向当天在场的老师调查了解得知，当时是盐步中学3个学生打了他们学校一名高二的学生。 对于冲突原因，苏超表示，还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在玩耍的过程中起了冲突。“两所学校都有自己的片区，午休时，不知道为了什么就突然打了起来。” 而对于事件中参与学生人数，该校称因老师当时不在场，难以统计。 苏校长透露，当时盐步中学3个学生拿着钢管和砖头冲向了这名高二学生，高二学生见势不妙就跑回自己学校片区叫自己的同学。“那3个同学拿着钢管和砖头冲向我们这边，可能我们的学生就围攻了他们。” 对于西瓜刀一说，东莞东方明珠学校的校方负责人也坚决否认，“我反复问过老师，我们没有拿任何东西。”苏校长称，东光明珠学校的学生当时手上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而并不是像网上所流传的拿西瓜刀去‘追杀’对方。” 微博： 曝光佛莞两地学生打架 昨日，一则名为“学生哥火并”的微博引发了佛莞两地网友的围观。

该微博称，东莞东方明珠学校组织学生外出秋游，在广州乐翻天与佛山盐步中学学生发生“火并”，甚至有网友曝称有学生在追打过程中动用了西瓜刀。 记者随后在网友所发的视频中见到，这则长度不足1分半钟的视频中拍到的牌子显示是在广州乐翻天游乐园，当时有大量学生在游乐园中玩耍，忽然间，数百名学生都向一个方向奔去，而视频拍摄者的手也抖动起来，但视频中并未正面拍到学生打群架的镜头。 不过随后有网友发出被打受伤学生的照片，一名学生的脸多处被刮伤，显得血肉模糊。 双校学生： 微博上展开骂战 至昨日发稿为止，网上骂战仍“硝烟不断”。数百条的评论及留言已经不再理会事件真相，事件一度演变成两所学校的学生相互进行人身攻击，其中不乏激烈言论。 对此，盐步中学校方负责人表示已经留意到网上学生的骂战。“昨日上午学生一回校，我们就召集初三级全体学生开会，让学生停止在网上对骂。同时对学生也进行了思想教育，不要激化事件。”

处理：乐园方垫付医药费 双方和解 据透露，事情发生后，双方老师都迅速赶至现场，并制止双方学生发生进一步冲突。冲突过程中双方学生都有动手，盐步中学两名学生一个因为被踹下水胸口右侧红了一大块，另一个学生脑后起包，东莞东方明珠学校也有一名学生的眼镜在推拽中刮伤了脸部。 广州当地派出所随后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双方最终和解，鉴于事发地点是在乐园内，受伤的高二学生的医疗费已由乐翻天游乐场包下，总额约六七百元。 反思： 佛山市黄手绢心理咨询中心国家心理咨询师邓赞朋分析称，学生打架事件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一些学生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积累起来的负面情绪无法宣泄，另一方面由于错位的英雄主义，让他们以为打赢就有当英雄的感觉。 此外，学生间的炫耀、逞强的心理，及发达的网络资讯，导致电影、电视剧中的案例被效仿。 (本文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作者： 陈昕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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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媒称金正恩已结婚 妻子系大学教员

Posted on 11/1/2011 at 1:26 AM - Link

韩媒称金正恩已结婚 妻子系大学教员

2011-11-01 02:59:45　来源: 郑州晚报(郑州)　 核心提示：韩国《中央日报》10月31日报道称，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正恩已与一名咸镜北道出生的20多岁大学教员结婚。不过韩国政府方面表示，没有证据证实这一消息。 金正恩 韩国《中央日报》10月31日报道称，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正恩已与一名咸镜北道出生的20多岁女性结婚。不过韩国政府方面表示，没有证据证实这一消息。 据该消息人士所说，和金正恩结婚的女子是咸镜北道清津市水南地区出生，毕业于金日成综合大学，现正读博士。她比金正恩小两岁，其父亲是清津市大学的教员，其母亲在水南地区妇产科工作。报道称，上个月就曾传出过金正恩结婚的传言。 (本文来源：中原网-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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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温州启示录

Posted on 11/1/2011 at 1:24 AM - Link

救助温州启示录

2011-11-01 00:06:16　来源: 财经国家周刊　 救助温州最根本的解决方案是继续在宏观政策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并切实实施。 所有的救市措施都存在代价问题，只是代价最终由谁支付，关键问题在于分清责任。有些责任必须由社会民间承担，但必须保持维护相关人群继续生存的机制，触到底线还是需要进行救助陈兴动 温州等地的民间借贷一直运行顺畅，今年却暴露出严重风险。虽然在年初监管层就开始强调“影子银行”的危险，并在近期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 从整体上看，温州面临三大问题：首先是产业转型；其次是家族事业的代际传承，尤其是创业精神的继承；最后是在经历小规模经营积累之后，如何在更大的资本层面操作的问题。近期温州危机的主要问题则体现在温州产业转型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 温州早期以小商品制造积累初始资本，之后向家电电子产品领域扩张。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产业应该走向升级换代，但是温州产业升级没有成功，核心原因是向上的通道存在经营环境等较多因素的阻碍。这样导致温州早期实业经营阶段积聚下来的资本没有足够的运作空间，最终这批资本以游资的形式到处寻找投资增值机会。 最典型的是炒房，然后是投资矿产，以致温州资本的动向成为一个媒体关注焦点。游资规模太大自然衍生出各种问题，而留下来的一批中小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在现有金融管制体系下又得不到满足。 温州企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展繁荣了民间借贷机制。

早期阶段民间借贷的运作比较稳定，通过熟人关系网络来支撑各种资金需求。最后由于大量的温州游资离开本地，民间借贷从局限性的熟悉的关系网络走向了扩张性的陌生的社会个人或者团体，这样风险逐渐累积，越来越难以控制。而企业的外在经营环境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再加上金融管制造成相关协调机制的匮乏，民间借贷的风险就开始暴露。 从更大的时间跨度看，自2008年中国为了应对外部危机采取宽松宏观政策以来，国有企业在资金实力与市场份额方面得到了加强，盈利能力也在提高，民营企业生存环境则不太理想；同时，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社会上积累了大量资金；金融风险开始积聚。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虽然各大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在数据上增长很快，达到40%，但实质上受益的多是中型企业。而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的资金需求没有得到基本的满足。最终这次危机本身衍生出一种倒逼机制，推动对金融体制实施相关改革以满足金融市场需求的变化。 虽然部分民间舆论觉得不应该救助温州，但这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观点。从政策角度来看，局部的明显的经济问题必须解决，且必须在风险还没有扩散恶化之前加以处理。 救助过程中必须区分真实的经营行为与纯粹的投机性行为，纯粹资金炒作则不能救助，以避免道德风险。但救助机制并不是针对所有出问题的企业，需要分析实际的情况进行针对处理。 首先，不应该把温州的经济全部“卡死”，对温州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老板外逃的企业必须解决一部分，区分的评价标准应该是相关企业的财务数据与运营能力。部分企业存在运营潜力可以通过恢复生产以后把债务压力逐渐化解。

政府对于这样的企业应该采取相应合理限度的救助措施。虽然这样的操作也存在一定风险，但整体测算还是利大于弊。如果仅仅为了把拯救风险降到最低而放弃救助，这最终解决不了当下的温州困境。 遏制投机可能会造成泡沫局部性的破灭，但所有的救市措施都存在代价问题，只是代价最终由谁支付，关键问题在于分清责任。有些责任必须由社会民间承担，这意味着相关责任人在财富收入与生活水平上会降低。但必须保持维护相关人群继续生存的机制，触到底线还是需要进行救助。

温州危机是否会在年底前继续恶化，资金链断裂是否会蔓延，取决于救助措施的实施效果。针对有健康运营潜力的企业，将相关债务通过谈判重新组合，通过企业的发展把原来的问题逐步化解，这是比较稳妥的解决策略。 根本的解决方案是继续在宏观政策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并切实实施。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在中国比较严重，与中小银行的经营策略有关。因为在相关规定上并未强调它们只能为中小企业服务，这造成中小银行积极给予大企业贷款，而原本预设的面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成了一种空想。所以应该限制中小银行的经营范围，即只为中小企业服务，而不能偏离这一主轴。 (本文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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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起大落陈独秀

Posted on 11/1/2011 at 1:16 AM - Link

大起大落陈独秀

2011-11-01 00:01:48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陈独秀自认他得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且以失败而告终。 1933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最高法院对陈独秀“叛国罪”案进行第三次公开审判。 在章士钊为他做了长达53分钟的辩护后，陈独秀站在被告席上要求自辨，并发表了自撰的《辩诉状》，对自己三十多年的追求和革命生涯做了一次自我总结。 “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五四以后，他组织中共之“终极目的”，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更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 这是陈独秀一生中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入狱，距他1919因在北京新世界商厦散发传单的第一次被捕，已14年整。这14年间，他从“新文化运动”统帅，到中国共产党“开山鼻祖”，到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到中国“托洛茨基派”首领，大起大落。 创办《新青年》时，他决心“不谈政治”，希望以“思想和文化的启蒙”为使命，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把国民改造成有“独立自主人格，自由平等权利”的新青年。 他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两面大旗，呼吁：“国人而俗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这以后，他回归到“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独立思想者。在生平最后一次开创政治局面的尝试受挫后，他退回书斋，对政治理论进行新的探索和反思，重新评估他曾信奉过、追随过、批判过的“理论和人物”。

这些思考总结成他“最后的政治意见”。 最后，他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摒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退回到五四时期他所高举的“民主”和“人权”。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随着世界政治大势和国内政局动荡变幻，他反清、反袁、反军阀、批孔、批党、批“国际”，走了一条由改良——民主革命——启蒙——马列主义革命——呼唤议会民主的政治道路。为他生前死后中国的落后，改良，革命，倒退，停滞，再革命，倒退，改革的历史进程，画上一个个问号。 他自认，“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且以“失败”告终。 陈独秀 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上海、安庆 一根南瓜藤爬在门上，几朵黄花兀自绽放。 东城区箭杆胡同20号门口蹲着一对小石狮子，斑驳的紫黑门开了半扇。从门缝朝里望去，能看到过道里一侧堆积着各类杂物，一侧停着自行车。一个光着膀子的男子走了出来，看到陌生人，“砰”地一声关上大门。大门右手贴着牌子：“居民住宅，谢绝参观。” 箭杆胡同的一侧，是民政局高高的围墙，有一扇紧闭的门。墙角下，蹲着一对农民模样的老夫妇。 看到记者拿出纸笔，他们跟了上来，说，他们从河北某县来，是为一桩6年前交通肇事逃逸案来北京上访的。6年里，只要地里没活，他们就到这里排号“递状子”。 正谈着，一白胖壮硕、基层干部模样的四十多岁男子走过来，狐疑地打量着我们，盘问老夫妇从哪里来，接着又盯上了我，问我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在写一篇关于历史的文章，这是陈独秀在北京的故居。 从1917年初到1920年初，他携第二位妻子高君曼租下了这座院落，这里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经常到这里讨论、争辩。 你一定知道吧，在陈先生的倡导下，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选学余孽，康党，“乱党” 千里之外，安庆老城喧闹、破败，窄窄的老街上，小摩托随时飞驰而过。 这个如今显得有些落后的古城，曾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之地。清咸丰十一年，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即着手建安庆内军械所，由此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 光绪五年，陈独秀出生于安庆一诗书寒门，原名庆同，学名乾生，子仲甫。祖父陈章旭是禀生，为人精明强干。咸丰年间，太平军占领安庆，他与长子衍藩投笔从戎，辅佐官府，在清军收复安庆后，获“以盐提举衔候补知县”的空缺；衍藩被太平军刺伤，不久身亡。 陈独秀生父衍中是陈章旭第三子，曾在江苏做过几年小官，后以塾师为业，33岁客死苏州，那年陈独秀3岁。后因其叔父陈衍庶无子，他过继到四房做了嗣子。陈衍庶举人出身，官运亨通，从知县升至道员，由宦致富，在多处置有田地、商铺。 陈独秀6岁跟着祖父读书。陈章旭在家族中被唤为“白胡子爹爹”，素以威严著称，对天资聪颖的陈独秀管教尤为严格，背不出经书，就拿板子打他。每次被打，他总是倔得不出一声。祖父不止一次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光绪二十二年，陈独秀参加秀才资格考试，勉强过了县试和府试。院试时，考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他把《昭明文选》中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中的古文拼凑到一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填满一篇皇皇大文”。捷报传来，陈独秀被取为院试第一，寡母查氏高兴得几乎掉泪，陈独秀却由此“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1897年8月，陈独秀随大哥庆元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他们背了考篮、书籍、文具、烧饭用的锅炉和油布，挤进脏乱的考棚里。天气奇热，在高墙围住的号门里，士子们熬过3场9天的考试，自己生火做饭。陈独秀吃着半生不熟的怪面，晚上则睡在考棚里。 乡试期间，他看到一位从徐州来的大胖子一丝不挂，踏着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巷子里走来走去，摇头晃脑地读着他的文章，念到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说：“好！今科必中！”这副怪异的考生形象强烈地刺激着陈独秀，“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由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这般毛病”。 他在《实庵自传》中说：“这便是我由选学余孽，转变到梁康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在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南京乡试期间，陈独秀结识了来自安徽绩溪的秀才汪希颜。汪习读新学，崇尚维新，此时刚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陆师读书。从此，陈独秀开始接触维新思想，并和汪希颜的胞弟汪孟邹等安徽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常常在一起讨论康梁文章。 乡试后，陈独秀撰写了第一篇政论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政府献策。洋洋洒洒近万字长文中，他分析了扬子江的地理、人文和军事设防问题，提醒清政府和海内有识人士认清国家的严峻形势，并采取相应的救国措施。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随叔父在东北做官府书记的陈独秀大受震动，由此萌生留学念头。1901年，他第一次东渡日本，就读于高等师范学校。不久，他和留学生潘赞化等人一同加入旅日学生进步团体——励志会，后因与章宗祥、曹汝霖等“稳健派”分歧扩大而脱离该组织。接着，他又加入留日学生中最早的民主主义革命团体“青年会”，结识了黄兴、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人。 清廷为了管束这些不安分的留日学生，特派遣学监姚煜到日本。陈独秀想教训这个专与他们作对的学监，和几位同道潜入其家，由张继抱住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去了他的辫子。事发后，清政府出面要求日方警察抓捕闹事者，陈独秀等人随后回国避风头。 1903年，沙俄背约，拒绝撤军，企图长期霸占东三省。消息传出后，上海、东京出现了拒俄运动。这一年，许多新式青年转向了民族主义立场，接受“排满革命”的思想。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开始热销。 回故乡后，陈独秀与几个新派学生组成“青年励志会”，发起安徽首次拒俄大会。

在藏书阁，陈独秀当众发表爱国演说，抨击清政府与俄签订辱国密约。 两江总督端方密令安徽巡抚缉拿“首要分子”。陈独秀逃亡上海。此时，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士钊已获自由，随后创办更为激进的《国民日日报》，邀请陈独秀参与编辑事务，日日宣传“排满”。 《国民日日报》停刊后，陈独秀再次回到家乡，与留日学生房秩五和吴守一共同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这是皖省第一份白话报纸。 陈独秀寄居在科学社小楼上，日夜梦想着革命大业，臭虫爬满了衣服和被褥，也感觉不到。他以“三爱”为笔名撰写了许多政论，观点激进，吸引了大量读者。 在“排满”情绪的推动下，立意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团体开始以“鼓吹、起义和暗杀”为手段，蔡元培、章士钊都曾卷入其中。当时，黄兴回国组织华兴会，谋划在慈禧寿辰时起义。在章士钊的邀请下，陈独秀从芜湖到上海，正式参与暗杀活动，天天和杨笃生等人实验炸弹。 1905春，杨笃生又组织了北方暗杀团，派吴樾狙击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吴樾回乡安排家事，路经芜湖，与陈独秀在科学社小楼上密谋。同年10月24日，吴樾在北京火车站实施暗杀行动，因火车起动时猛烈震动，炸弹自行爆炸，殉难。 暗杀“五大臣”事件后，陈独秀对这种革命方式产生了怀疑。他不再参加暗杀活动，而是联合芜湖安徽公学和安庆武备军的革命力量，与柏文蔚、常恒芳等人秘密组建了革命团体——岳王会，出任会长，从此投身“科学的革命运动”。岳王会后来与同盟会建立了联系。 多年后，陈独秀谈到暗杀，说那“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又说：“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

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不久，安徽新任都督孙毓筠拍电报，邀请陈独秀担任都督府秘书长。 12月，陈独秀携妻高君曼取道上海回到安庆，第二年1月正式就任。孙毓筠比陈独秀大10岁，原为清廷旧官僚，好佛学，还有抽大烟的爱好，许多政事都落到陈独秀肩上。他大刀阔斧搞革新，常与同事发生口角。 1912年，孙毓筠进京改任袁世凯高级顾问。皖省都督一职由柏文蔚接任。陈独秀和柏文蔚是当年创办“青年励志会”的同道，他协助柏做了许多工作，被赞誉为“治皖有功”。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开始，皖督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并出任皖省讨袁总司令。陈独秀随柏回到安庆，协助讨袁，并起草“安徽独立宣言”。 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被袁任命的皖督通缉，逃到上海，开始了流亡生活。安庆的老家被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闻讯脱逃，亲侄永年被抓。 1914年，在章士钊的邀请下，陈独秀第五次赴日参与政论性杂志《甲寅》。 虽然过着“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他的精神却再次振奋起来了。他结识了李大钊，开始用“独秀”这一笔名撰写政论文。 在引起巨大反响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他认为：中国人把国家和社稷、忠君等同，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国家目的是在保障国民权利，共谋幸福。救国之道在于提高“国民之智力”，把中国人的思想引入现代化。 从“救亡”思想出发，这位“康党”、“乱党”的组织者和宣传家开始“转向”，走向文化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统帅 仲甫为天生领袖，一决定事，不能动摇。 —— 章士钊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来后就着手筹办《青年杂志》。他明确指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改变思想，须创办杂志”。 9月15日，《青年杂志》正式出版。为了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杂志《上海青年》区别开来，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关于为何办《新青年》，陈独秀认为：当时的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他还提出20年不谈政治，要在此时间里造成巩固共和的“国民总意”。 创刊号上，他撰写了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在这篇后来被人视为新文化运动宣言书的文章中，他扛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新青年》以猛烈的炮火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旧思想和旧道德。陈独秀与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通信，在他的诱导下，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启了“文学革命”。 陈独秀身边聚集起了一批有着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撰稿人：李大钊、胡适、吴稚晖、马君武、苏曼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蔡元培、傅斯年，以及笔名“二十八画生”的毛泽东。 《新青年》迅速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陈独秀也成为向往新思想的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全国出现许多效法《新青年》的杂志和社团。中共早期领袖周恩来、刘少奇、恽代英、邓小平等都受到《新青年》的巨大影响。

当时还是湖南省第一师范学生的毛泽东也是《新青年》的粉丝，他给杂志投稿，并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后到北京专门拜访陈独秀。他说：“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获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9时，他赶往陈独秀住处，邀他做北大文科学长。陈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推辞，蔡元培表示“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陈答应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 随后，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战将也带进了北京大学，其中有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宣告结束。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之一。第二年春，以美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21条”以及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由北京青年学生游行抗议开始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严峻的国内政治局面，使得陈独秀再涉政治。1918年12月22日，他和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政治时事性评论刊物《每周评论》。 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他所受的人身攻击也就最多。论敌们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私生活上大做文章。北京的“御用报纸”对其“丑闻细节”大肆渲染。让北大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对陈感到不满。 一心保护陈独秀的蔡元培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和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在汤家开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会议一直开到午夜，蔡元培主张保护陈独秀，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学长制。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但仍保留教授职位。 6月11日，陈独秀因在新世界商场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胡适、李大钊等社会各界人士和诸多团体竭力营救。陈独秀在狱中关了83天，后被朋友们保释出狱。 16年后，胡适与汤尔和就此事在信中展开争论。谈到“3?26会议”时，胡适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胡适认为，如果陈独秀当初留在北大，留在那帮信仰自由主义的老朋友身边，思想就不会十分“左倾”，也不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后面的一切事都不会发生；新文化运动也不会成为脱缰野马，造成中国社会思想政治的巨大分野。 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适对这次会议永不原谅。 但在汤尔和看来，陈独秀乃“不羁之才”，无论留在北大与否，其思想都必然走向左倾。 按警方规定，保释后陈独秀只能在北京活动。但1919年底至翌年初，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讲演，回京后警察找上门来。李大钊闻讯抢先赶到火车站接陈独秀，陈先是躲到胡适家，后又躲到李大钊家，再后来，李把陈独秀化装成商人，坐骡子逃出北京，在李的河北老家躲了几天后，两人乘车南下上海。

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业，对陈独秀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按胡适说法，逃回上海之前，陈独秀其实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 逃回上海后，“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接上了头。经李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陈独秀，并向陈独秀建议组建共产党。陈欣然接受建议，立即着手进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第8卷第1号《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立场，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劳动阶层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并从第一号起设立“俄罗斯研究”专栏。 建党伟业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1919年春，当俄共(布)领导的第三国际了解到中国国内自“五四”以来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情况，决定派人前来“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 与此同时，中国报刊登出了苏俄友好的对华宣言。《宣言》声称取消一切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密约和不平等条约，放弃侵占的中国领土，将之前一切掠夺的都归还中国，还建议中国立即和他们建立正式关系。一时间，中国舆论界对苏俄政府普遍抱有好感。 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维经斯基正式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大意是：依照苏联经验，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国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 8月-9月，中国共产党经过短期筹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被选为书记。 11月，陈炯明来电，邀他赴广州创办西南大学。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李大钊商量后，认为广东是革命策源地，借此机会“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也“可以在那里发展共产主义的组织”。

建党后，《新青年》的一班同人随着政治观点的分歧日益加大，而分道扬镳。 1921年共产国际二次代表大会后，莫斯科新派代表马林来指导工作。马林一到上海就敦促中共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23日，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在广州兼着大学预科校长的陈独秀，因为“正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项，抽不出时间”，指派陈公博代表广东支部，包惠僧代表他个人出席“一大”。由于陈独秀的威望和建党过程中的作用，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对于革命，陈独秀有种“慢慢来”的态度。筹建工作进展到一半，他就去广东任职。召开一大时，上海连电催促，马林还派人去接他，他还是推辞了。马林不满于陈独秀身为中央局书记却长期在广州，派包惠僧赴粤，催促他回沪主持工作，他才不得不回来。 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们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回上海后，陈独秀和马林从一开始关系就紧张，两人稍有接触就冲突起来。 据张国焘回忆，马林为人骄傲，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陈独秀觉得拿着外国援助来搞革命，有“雇佣革命”、沦为他人“工具”的嫌疑。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已在报纸上骂他是“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者”。而马林的傲慢，又让他的这种屈辱感加深了。据包惠僧回忆，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干革命。” 当陈独秀想要在中共与国产国际之间划上一条界线时，马林告诉他说：中共从成立之初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这让陈非常反感。 10月，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寓所突然被捕，这件事意外地改变了他与马林的关系。 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国大律师巴和出庭辩护。这次患难与共，让感情丰富的陈独秀颇为感动，两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则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 11月，陈独秀终于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向全党签发了第一个《中央通告》，作为中共领袖走上领导全国革命的道路。 “书生”领袖荣与辱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校订本 1921年，马林到桂林拜访了孙中山，与孙氏进行了3次长谈，又赴国民党根据地的广州进行了一番考察。他产生了一个无比兴奋的想法。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热情洋溢地描绘了孙氏及其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对俄国的向往，并判断说：“共产国际应该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去全力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微弱、又与工人运动毫无联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

苏俄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积极“输出革命”，也有着实际的利益算盘：他们希望推翻亲西方的北洋军阀政府，帮助建立一个亲苏的邻国，开辟一条远东的通路，摆脱西方国家封锁、遏制苏俄的困境。 马林初次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就抱着怀疑态度。1922年4月，当得知马林前往莫斯科游说，他给负责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反对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悬殊的现实后，迅速接受了马林的观点。8月，带着“尚方宝剑”的马林匆匆赶回上海。在西湖边上，他和中共负责人探讨了国共合作问题。陈独秀在内的许多与会者提出疑虑，但在共产国际的权威和组织纪律下，最终表示服从指示，即先由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至于共产国际要求迁“都”广州的指示，中共则没有执行。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正式向孙中山表明“党内合作”的意向及改组国民党的建议。8月，他和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等正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也前后接受了孙中山委任的“本部参议”、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长的职位，投身到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中。 国共两党成员之间的猜忌和摩擦从一开始就存在。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后，双方已趋于水火不容，不仅上海两党党员团员互殴不断，广东两党掌控的工会之间也是无日不斗。到1923年，马林自己也开始垂头丧气，莫斯科很快就派来一位“新马林”——鲍罗廷，他带着斯大林签署的指令——“决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原来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公开了分裂活动。8月，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出版了两本小册子，抨击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要求共国分家。25日，坚持“联共”的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极端分子暗杀。11月，一批老资格的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会后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立即停止职权，要求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籍等等。 到北伐战争前夜，一直以左派和中间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就让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陈独秀感到手足无措了。 蒋介石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先搞了一个政治事件作试探：1926年3月，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扣留了中山舰并逮捕中共党员李之龙，随即又以中共“阴谋暴动”为由宣布广州戒严，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址，命令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陈独秀不在广州，此事由苏联顾问布勃诺夫出面处理。他依然主张对蒋介石退让，要求中共“必须十分审慎行事”，“不要过早地使统一战线破裂”。4月，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再提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为次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赞同布勃诺夫的处理原则，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真理报》同时发表了布哈林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共产国际派出维经斯基赶回中国纠正陈独秀的态度。 1926年四五月，鲍罗廷回到广州。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会见蒋介石，多次密谈后达成三条“君子协定”：鲍氏答应蒋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蒋介石将同意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相应措施，并随即提出“整理党务案”： 中共不能批评和怀疑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执委会中不能超过1/3；跨党者(即共产党员)不得任党中央机关的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中共；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应交给国民党；第三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指示或中共发给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的指示，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通过后，陈独秀再次主张中共党员应该全部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也专门开会讨论此事，还是不赞同中共现在就退出国民党，鉴于此，陈独秀便对“整理党务案”再一次采取退让态度。 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步步后退之下，蒋介石羽翼渐丰。7月，他当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集党军大权于一身。 1926年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起初，陈独秀是公开反对北伐的，他认为北伐仅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为”，甚至说北伐本身“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削人民之自由…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书生意气的议论一出，立即招致国民党方面的猛烈批评。 其实，北伐不北伐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斯大林和蒋介石手里。鲍罗廷甚至说，“现在是共产党应当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 随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屡次遭到共产国际的指责和训斥，陈独秀开始消极地接受经验教训。从北伐开始，他就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都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指示中共甘居“在野党”的地位，不谋求对北伐的主动领导，并且明确反对中共干部加入国民党政府、参与北伐军占领区的政治事务，也不赞成中共党员加入黄埔军校。 北伐开始后，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这让国民党内的左派以及国民革命军内一批实力派如李济深、唐生智等感到不满，他们搞起了“迎汪抑蒋”，希望请回汪精卫以牵制蒋介石。9月，蒋介石为此派人会见陈独秀，希望中共能阻汪回国。 陈独秀告诉蒋介石：我们赞同汪回国，但不是“迎汪反蒋”，而是实行“汪蒋合作”。他期望在蒋、汪、唐(生智)之间搞平衡，以维护国共统一的战线。对此，中共中央还专门通告党内，并专门指示广东党组织。 汪精卫回国前取道苏联，受到斯大林的接见。1927年4月初，汪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以及武汉国民政府常委。 4月3日，陈独秀和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精卫，随后起草了《汪陈宣言》，郑重宣布：共产党绝不“主张打倒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国民党也“绝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呼吁两党“立即抛弃互相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互相尊重，事事协商，开诚进行”。 《宣言》在各大报章公开发表，让陈独秀如释重负。 5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对共产党、参与革命的工人和群众进行了大屠杀。

在江浙财阀的支持下，他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容共”的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加上张作霖在北方控制的军阀政府，一时间，中国形成了三足对峙的局面。 事变后，周恩来、李立三和陈延年向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发出意见书，建议党中央与武汉国民党左派协商，联合东征，讨伐蒋介石。然而，鲍罗廷等人希望武汉政府和拥兵8万的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这样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线。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一切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代表中央做了报告。在报告中，他谈到自己多次主张退出国民党的错误，以及处理中山舰事件时的错误的“退让”。 陈独秀仍然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据郑超麟回忆，鲍罗廷、罗易、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才是大会的操纵者。他们有个难题需要解决——要陈独秀，还是不要陈独秀？之后，与陈关系接近的中央委员彭述之、罗亦农等人陆续离开中央，陈独秀在党内的地位开始动摇。 当时，中共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这让大多来自农村富裕阶层的北伐军官感到不满。5月18日和23日，国民革命军夏斗寅和许克祥分别在湖南、湖北率部叛乱。 5月18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和国际驻华代表发来了“六一指示”。该指示一改过往态度，要他们以激烈手段对抗国民党右派：中共实行土地改革；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中央；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和5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 武汉的形势由于罗易的冒失举动而迅速恶化了。罗易认为，只要把汪精卫说服，就有办法。他私自把“六一指示”的文件副本给汪看，声称：“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 这份文件让汪精卫非常惊恐，他拒绝接受，并指责苏联方面破坏协议。“泄密”事发后，罗易被停职。但斯大林依然希望借助汪精卫的力量，他连续召开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撇开”中共而直接给了汪精卫100万美元，并许诺第二天“还将寄出50万美元”，要汪运用其“权威”来“挽救事业”。 陈独秀觉得“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后，又无法善后”，提出辞呈。他说：“国际一方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莫斯科批准了陈独秀的辞职，训令中共中央改组。根据这一新指令，7月12日组成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5人临时中央局，同时停止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工作，陈独秀不再视事。 从此，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完全隐藏起来，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他的次子、此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乔年经常来看他，不时告诉他一些党内消息。陈独秀也不断给中央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后，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一百多名共产党和革命志士被捕杀害。 在莫斯科，一场权力斗争正在进行中。

“四一二”事件爆发时，斯大林的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加强了对斯大林的批判火力，当时他预言说：中共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那些曾经做过蒋介石左翼附庸品的中国共产党员，现在要在一两年里成为汪精卫的附庸品”，“重演四月的悲剧”。 “遥控”中国革命的屡屡失败，让斯大林处于窘迫的境地。 据张国焘回忆，瞿秋白与鲍罗廷随后到庐山密谈，7月21日回到武汉时曾对他说：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的丧失威信，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 瞿秋白当时还表示：如果这一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来担负，损失也太大了。“那么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算了，而我们自己应该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7月23日，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抵达武汉，立即找张国焘和瞿秋白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改组党中央，惩罚陈独秀，不能让他再担任总书记一职，甚至要开除他的党籍。 罗明纳兹又到长沙，在俄国领事馆召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反对，他认为目前革命连续失败，党组织创巨痛深，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有号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来。 8月7日，在罗明纳兹的安排下，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苏联顾问寓所里，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罗明纳兹起草了该次会议的《告全党同志书》，文件把一切错误都推给了陈独秀：中共在陈独秀领导下，“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 与会的王若飞、李维汉认为应该邀请陈独秀参加，给他自辩的机会，被罗明纳兹一口回绝。 会议结束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到陈独秀寓所汇报情况。陈独秀声明他的错误也有共产国际的责任。 据长期追随陈独秀的濮清泉回忆，当时陈独秀说：“他们要我写悔过书，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不通。”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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